梁鹤年：中国规划有什么特色，可以有什么特色？

2023年6月11日，以“规划视界”为主题的第九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在京盛大开幕，本届学术周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为期六天。在第四场“社会·技术”专题论坛上，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荣休教授梁鹤年作了题为《中国规划有什么特色、可以有什么特色？》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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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荣休教授

观点概览：

梁鹤年教授认为，我们的规划理念大部分来自西方。西方规划源自处理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处理办法反映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容异己）、小我（自我中心）和性恶（追求私欲）。功能规划（分区）是典型：由于各个功能（功能主体）都想获得最大满足（性恶），不能包容别的功能（小我），遂规划出楚河汉界（极端）的分区，造成高成本、低效率的土地使用模式。

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生产与消费标准化。但随着小康社会成形，消费（衣、食、住、行）日趋个性化，需要精准化生产才能真正满足。新经济的多元、多变需要极具弹性的土地空间使用。

中国的中庸可以中和西方的极端、大我可以包容小我、性善可以抵消性恶。性能规划可以补充功能规划：在“可接受”的空间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条件下，容许（甚至鼓励）任何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使用任何空间。突破点是以人类天性的自存与共存平衡（集合了中庸、大我和性善意识）为尺度去衡量各类功能对空间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条件的“可接受度”，从而制定“性能指标”去指引各类生产、生活、生态活动选择合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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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所用的理念和手段有哪些不是进口货？

功能分区肯定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结构和面貌：大院式的社区被单土地用途、单经济阶层的封闭式住宅小区取代。连西方人对功能分区反感而想出来的混合功能、公交导向发展，以至新城市主义我们也照抄了。有时，我们的“洋为中用”更是“创意十足”：人家曾企图以环路去围堵大城市的无序扩散（这是环路之祖的伦敦环路的目的，虽然失败），我们却以环路去诱发大城市的不断扩张。

任何的规划模式都是代表着规划者对人类聚居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定义和定位，反映他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换言之，规划是“文化”的产品。西方规划反映西方文化。中国规划反映怎样的文化？

未谈文化之前先看看中国规划有没有“中国特色”。对我来说，有三处地方特别显眼。

一、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

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干规划最棘手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凡规划都会约束土地的使用和开发，也就是约束土地拥有者的权益。除非是国家把土地买回来（按市场价征用），规划被视为种“无偿的半征用”（quasi-appropri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大大约束规划的实践。中国规划没有这个约束。可是，中国的规划好像从未有认真使用“土地国有”作为规划实践的有效杠杆。相反地，中国的规划好像越来越迁就市场，好像是社会主义配合市场经济多于市场经济配合社会主义。

二、用地指标

这个原意用来保护耕地的指标制度压缩了建设用地的供应，扭曲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并且为地方政府创造出一个畸形的寻租局面。为地方政府来说，指标是多多益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的规划）的作用变成是为当地政府制造理据向上级政府多拿指标，衍生出“做大”建设用地的需求，“鼓励”粗放型的用地模式，非但浪费土地（包括加大道路占地的比例），更是增加通勤、供水、供热、排污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的长期成本。今天，粗放型发展已经失去势头，靠“增量”的发展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要靠“存量”来发展。中国的城市里头存在大量未有开发、未全开发和需要重新开发的土地。好好利用这些土地去创出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城市可以为中国规划事业带来黄金机会。

三、中国式公众参与

为什么要公众来参与规划？在西方，最初是因为公众能够提供一些当地的、具体的、独特的信息，使规划更接地气，现在完全变了质。规划被“过分”政治化，而公众参与差不多变成了规划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我相信没有人否认规划有政治层面，但规划不能“就是政治”，不然，还要规划专业干嘛？随着规划的政治化，公众参与的公众也变了质。参与者越来越不是当地人，更多是外来的活动分子、利益团体，甚至国际组织。他们参与的动机和目的往往与当地人的福祉无关。这情况在中国也有过动静，但未有成为气候。中国特色的参与是“上访”，就像历史里的“告状”。现在开始制度化了，各级政府有“信访局”。我认为，有意义的参与不应该是为了“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参与者各自为政谋取各自为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共同福祉”(common good，大家一起为大家的好) 。

共同福祉的理念中外早有。只不过这两百多年在西方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掩盖。中国提“命运共同体”合时极了。用在城市规划上这意味甚么？

先谈城市是甚么？我赞成亚里士多德用目的来定义城市——“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可以说，城市就是，或应该是“可以让人生活更美好的聚居之所”。

让我们看看“让人生活更美好”。中国谈“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个组合词：人与民。在这个组合里，“民”是个政治理念，聚焦于政治的权利与义务。但这些权利与义务是从“人”的所需和所能衍生出来的。而这些所需和所能是取决于人的本性，也就是“人性”。可以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的人性所需和所能服务”。

人性有三，先是物性。人是动物，凡动物都求生存和延续。人类求生存和延续实现在他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上。这些活动都需要物质条件并对物质世界有影响。城市规划的聚焦点就是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所需的空间环境条件和对空间环境的影响，强调的是安全、方便、舒适、美观。

人有群性。群居提升个人和众人的生存和延续。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而各人需要和和追求的空间条件不尽相同，聚居一起自然出现矛盾，从而产生纷争。于是人类需要为自己发明一套原则去规范各人的权利和义务。甚么原则？

人有理性。他是个“理性的动物”。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不断发展（相对其他动物）都是靠理性去处理矛盾。理性让人知道，作为动物，他求自存（生存与延续）；作为群体动物，他要与他人一起共存（其他人的生存与延续）。他知道自存太重是对人家不公平，共存太重是对自己不公平，都是不能持续，因此必须平衡。自存与共存平衡才能息事，息事才能和谐，和谐才能生活得更美好。满足城市居民的物性、群性、理性这就是“以人为本”的规划，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规划。

现代规划是工业革命的产品，处理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和需要。但大变在即。用一个词来总结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就是“标准化”，衍生出“规模化”。但越来越成熟的小康世界不再满足由标准化生产规范的标准化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消费。个性化消费是难以用标准化生产去满足，需要用“精准化”生产。这是下一个“工业革命”的动力和逻辑。

这场由新消费者带动的新经济将会是怎样的？可想象几个衣、食、住、行的个性化消费例子。（i）怀孕妇女不想孩子生来像她一样近视眼，想吃可补胎儿眼睛的食物；（ii）白领想穿即合她身份、合她经济条件，同时又能表达她个性的上班衣服；（iii）两口子新添小宝宝，想改变家居的空间去适应新环境；（iv）有视障者想外出旅游，见识见识。

相应的精准化生产又会是怎样的呢？（i）通过科研，发现某省某县某乡的气候、水土特别适宜种植某类水果，再经古法的人手加工酿成果酱，特别适合补养胎儿眼睛。以独特的天然条件（因此供给是有限）去满足特殊消费（因为需求也是有限）将是未来的经济模式。（ii）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把个别裁缝定类（男装、女装；盛装、便装；唐装、洋装；以至上装、下装；内装、外装，等等）和定级（一星到五星、平价到高价，等等），消费者按自己需要和能力在互联网上选择。度身、拣式、选料、试身都通过电脑进行，快递送到，反馈与评价也是公开在行业网上。每个消费者都可以追求表达个性的产品和服务，每个生产者都可以靠本领力争上游（打破规模化生产带来的垄断）。这也将是未来的经济模式。（iii）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把个别设计师定类、定级；消费者按自己需要和能力在互联网上选择。设计概念、施工图样都通过电脑商讨、模拟；如双方同意，设计师更可以供给家具、推介承包、监管施工。行业组织承担质量保证、工程保险。通过互利、互律的行业组织，生产者既能提供精准化的服务和产品，又可以有同行群体的规模力量支撑创业；消费者既能选择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又可享用行业组织的规模力量去保证质量。这会是未来的经济模式。（iv）全国性的视障者群体发挥规模效应去设计和组织特种旅游模式，强调听、嗅、味、触的官能感觉，使视障者获得高度个性化的经验和享受。为弱势和边缘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创新和选择也会是未来的经济模式。试想想，这样子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会需要和追求甚么的空间条件和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布局和分配会有甚么的影响？

引入上面“以人为本”的思维范式。我们要从人的物性角度去研究在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的世界里，各类空间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将会是怎样定义和衡量的；从人的群性角度去预测新时代里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对空间的不同需要和追求会导致甚么矛盾；从人的理性角度去探索各方利益的自存与共存平衡之所在。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补充和丰富这套“以人为本”的规划思维。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社会反映着西方文化意识，特别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己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他们有着“真是唯一”的宇宙观，因而走上极端；性恶(人人只顾满足私欲)是人类共性的伦理观，因而走上无善无恶；个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社会/政治观，因而走上自我中心。我想到我们的中庸、大我、性善。

如果西方对个人和性恶不是那么坚持和极端，也许他们当今的社会撕裂和对生态的破坏不会这么严重。所以，我想从“以中庸去中和极端”说起。

中庸之道会引导人去建立和维持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庸是种取态，“不偏、不易”——不偏离正轨，不左右摇摆。找正轨是“择善”，需要智慧；不摇摆是“固执”，需要操守。正轨就是“大我包容小我、性善抵消性恶”。

逻辑上，大我与小我是同时独立和统一于“我”，是对等而不对立。大我是我，小我也是我。实践上是“换位思考”：当一个人只考虑了自己时是小我意识，追求自己的“理想”状态；当一个人同时考虑自己与别人时是大我意识，追求大家的“合理”状态。在大我与小我平衡的状态里，人人有自身的价值，也有相应的义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把一个城市视为大我，每个市民视为小我，大我的力量会更能满足小我的需求，大我的意识会更能提升小我的品质；小我的投入会壮大大我的力量，小我的参与会丰富大我的内涵；大我会使小我的福祉更有保障，小我会使大我的福祉更趋完整。这就是大我包容小我带出来的共同福祉。

两千年的原罪心态，加上现代的自由主义驱使西方人依赖法制去约束堕落的人性(只想满足私欲)。孔、孟的伟大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底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孟子的智慧是他聚焦于“善之端”。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些都是善之“端”。真正成善，仍需要培养。西方认为性恶不能改，而且是“好事”，因为人人追求私欲会引发竞争，带来进步。孟子非但对人性比较乐观，更认为通过教育，人人可以成善。因此，性善文化会是慷慨的，可以包容性恶；会是慈悲的，可以感化性恶。这就是以性善抵消性恶。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有恻隐、知羞耻、尚辞让、明是非的城市吗？

在城市的空间使用、布局和分配中，以中庸中和极端、以大我包容小我、以性善抵消性恶去达成各方利益之间的自存与共存平衡可以是新时代、新经济下中国特色的规划。这令我想起“性能规划”，也称“表性规划”。

西方的小我、性恶文化里，做工业的不考虑控制噪音、震动，总要赚钱；住宅不想要噪音、震动，只要安静，两者怎能放在一起？西方的土地资源丰富、经济力量雄厚，尤其是美国，索性楚河汉界，既然互相不让就索性你我分开。这是功能分区能够在西方持久的内在逻辑。今天，西方大谈混合用途，雷大雨小，总未见成功。他们重自存，轻共存，自然互相排挤，怎会真正的、真心的混合？

在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的新经济模式里，生产、生活、生态活动只会越来越多姿多彩、瞬息万变。这些活动对空间弹性使用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土地空间部署有用场了。性能规划(分区)的聚焦点是“性能”而不是功能。不管任何功能类别，只要在这地上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所产生的交通堵塞、噪音震荡等“性能”能够相容，功能放哪里都可以。只要符合“性能指标”(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震动、防火、日照等形形种种)，一块土地可以用作任何用途。控制的不是功能而是这功能对环境、邻里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和影响。当然，这需要有能够包容小我的大我、能够抵消性恶的性善，而先决条件是中庸中和了极端。

性能分区既保留了功能分区的强处（保障区内的地价和区位的特性，但助长了用途单一），又同时容许（鼓励）混合和综合空间使用。性能指标取代了建筑高度限制，红线后退、间距和种种的传统用地约束，也就开放了设计的创新。性能分区强调自存与共存平衡作为用地的依据，以代替过时的、章程式的、一成不变（但又需要不断修改）的用地法规。

性能规划（分区）的关键在于性能指标。怎样去制定？在自存意识下，人是追求“理想”，在“共存”意识下，人是接受“合理”。但人类的适应能力很强，“可接受”的噪音、职住距离、绿地率等种种规范都可能有相当大的幅度(接受度)。大我和性善意识有助扩大接受度。中国特色的土地国有、用地指标和上访式的公众参与也可以发挥诱因和推动作用。通过调研，可以找出在特定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里，人对空间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接受度范围有多大。这就是性能指标的量化。

目前，功能分区很难废弃，但可以积极以性能分区去补充，然后慢慢去取代。性能分区给予土地与空间利用和开发很大的弹性，是个积极性（相对于禁制性）和包容性（相对于排他性）的规划，有助推进多姿彩、多活力和多创新的“高质量”城市。这是西方自存世界可望而不可达的理想。但在自存与共存平衡的规划文化中这会是正常不过的事。无论是邻里内的守望相助或马路上的相互礼让，都弥漫着一种显彰大我、弘扬性善的氛围。

这个中庸、大我、性善的规划文化必须先来自规划工作者，然后普及到市民。为此，规划工作也应是教育工作：自我提升和提升众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西方有名的民歌，“Those were the day”。填词的是建筑评论家拉斯金（Eugene Ruskin，1909-2004）。他在《建筑与人》（Architecture and People,1974）这样说：“城市面貌远超于设计和规划，首先是人的价值、目标和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看看我们的内心、灵魂和思想，当它们变得美丽时城市会很快跟上去。”

我相信，我们的中庸可以中和西方的极端，然后通过大我包容小我、性善抵消性恶去建设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城市、和谐的社会。这将是中国可以和应该向世界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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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李刚

供稿｜清华同衡 城市治理与传播研究中心